为什么积累了很多素材，学生还是写不好作文？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语文学习 Author 王开岭
学生饥饿的是“写作技巧”
近年来，大概因中高考试题常光顾拙作之故，许多学校推荐读我的书，于是我常受邀去作讲座，我通常用自己的一本书名作总题，比如“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”，内容不定，多涉读书、信仰、精神成长、自然生态、生活美学、传统文化、理想主义等。
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最不愿触碰的一个话题就是：写作技巧。
我通常会从这类提问中逃掉，因为我不是技术派，在写作上，我是笨拙的，算作天然派或性灵派罢，而性灵是自由肆意、不规则的，甚至无章可循。
所以，我从来不是一个持续性、密集性写作的人，产量很少，我需要很强的动力和刺激，我必须等某桩灵魂事件的悄然降临，让一次写作成为“必须”和“非你莫属”才行。
在我看来，每次写作都有唯一性，必须找到进入的角度和语境，不仅要贡献故事和主题，还要贡献语言、结构和文本，这是个手艺活。
我的体会是，第一行字最难写，它不仅是叙事起点，还锁定了整个语境和文本气质。
比如，五年前，北京雾霾最严重时，我写过一篇《这个叫“霾”的春天》。我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这么昏暗的早晨，连公鸡都不会为它打鸣。”
这样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
它注定了整篇文章将是一种时间叙事，其感情色彩有一种“抗议”性，其语言气质有幽默和诗意之嫌，于是，它让文本一下子远离了严肃和保守，规避了传统的说理和议论。
所以，当接下来出现“这么肮脏的春天，桃花竟然开了”时，你就不会觉得突兀了，你已经适应了它的语境。
这篇文章获了当年一个散文奖，颁奖词里除了表扬它的“敏感”和“及时”，还提到了它的语言和文本价值。这就是文学和新闻的区别，只有好话题，没有好文本，只能算一个新闻作品。
当然，好新闻也要追求好表述，否则没有表现力，比如我的同事柴静后来做了一部关于雾霾的作品——《穹顶之下》，在调查类新闻表达上，即是一次大胆实验，社会争议她带来的话题，而传媒专业的师生则研究她的方法和样态。
艺术不同于学术，它是排斥规范、畏惧经验的。
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，任何定式、模板和清醒的技术都令其沮丧。他最喜欢的是“意外”，是“陌生”和“偶然”，是文字本身的魔力和爆发力，是不期而遇又命中注定的东西。
即使隐约有些固化的习惯，也是闪烁难言的、不自觉的，且一说出来自己就难过，有挫败感。
比如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和杜拉斯《情人》的开头，在小说史上堪称纪念碑，那是“技术”无法企及的，在评论家眼里，它们可以成为经典，成为不朽的范式，甚至招来众多复制，但于作者本人，那仅仅是天赐，乃一时兴起和直觉所致。而且，他不准备用第二次。
有一次，某全国作文大赛邀我做嘉宾，本来我准备的题目是关于阅读与成长的，但去会场的路上，我听见家长小声叮咛孩子，“好好听作家讲怎么写文章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我从来不执着于怎么写文章，阅读也不是为了写文章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为了愉悦、休闲和活跃思维。
我有写作体验，但无写作经验。
后来我醒悟，孩子们饥饿的其实是“作文技巧”。
作文与写作是两回事，他们误作了一回事。作文，尤其考场作文，本质上是一种“急就”，是拿昔日储备在规定时间、规定地点所做的兑换和变现，它是快餐性质的，是服务性质的，它考查的是你的日常积累和快速反应，是你的主题定位能力、素材编织能力、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搭建能力。它是有标准的，是可量化的，是待验收的，而纯粹的写作与此无缘。
作文是“公事”，写作是“私事”。所以，一个好作家写不好考场作文，不仅有可能，甚至是必然，用不着迁怒于试题。
素材的个性占有与拓展
但是，有个要紧的事，也是学生们最关心的：写作体验有没有成为作文经验的可能呢？在实用性上，作家能不能帮上点忙呢？
当然可以。于是，我开始反刍写作体验，然后打量学生们的作文，果然发现一个问题：
有的学生明明阅读量很大，素材积累了好几本，却写不出好文章，他们一脸委屈，说素材用不上、用不好，怎么办？他们反问我是怎么积累和使用素材的。
仔细想了想自己的“经验”，我问：“你们脑子里或本子上的那些素材，是一个一个的还是一串一串的？”答：一个一个的。
我明白了。我说我不是这样的，我的素材从来都是一串一串的，像糖葫芦或羊肉串。于是我有了一个模仿教师论文的题目——“素材的个性占有与拓展”，大意如下：
光懂得收藏素材还不行，那只是物理性的采集，你必须识别素材，你要与素材之间发生深刻的反应，就像化学实验室里发生的那种“热反应”，如此，你才算是完成了个性化的“占有”，但光占有似乎还不行，你最好再递进一步，让素材与素材之间发生某种聚合反应，这就叫“拓展”。
仿佛你有了一大堆玩具，在亲密接触后，你一一熟悉了它们，了解了它们，之后呢？
你还要把目光投向它们，你要学会摆放，尝试组合，你要知道谁喜欢和谁在一起，把谁和谁放一起能生出新的游戏，你要试着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，至此，玩具在你手里才升级了，其能量才达到峰值。
大家要重视“联系”，重视“重构”带来的力量，“联系”就是生产力。
举个例子，我曾读到一个细节：
多年前，学者张中行路过天津杨村，听说当地一家糕点很有名，兴冲冲赶去，答无卖，为什么？因为老板没收上来好大米。先生纳闷，普通米不也成吗？总比歇业强啊？伙计很干脆，不成，祖上有规矩。
还有一段我的童年记忆：
20世纪70年代，山东乡村，逢开春，山谷间就荡起“赊小鸡哎赊小鸡哎”的吆喝声，悠长、拖曳，像歌谣。所谓赊小鸡，即用先欠后还的方式买新孵的鸡崽，卖家是游贩，挑着担子翻山越岭，谁也不知他从哪里来，你赊多少鸡崽，他记在小本子上，来年开春他再来时，你用鸡蛋还。当时，我脑袋瓜还琢磨，你说，要是欠债人搬了家或死了，或那小本子丢了，咋办呢？这生意岂不风险太大？
那么，两段素材有何联系呢？
当然有，那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、生意逻辑，他们的市场约定，他们对信誉的器重和买卖双方的互信……而这种契约文化和规矩意识，在中国民间已经默默运行了几千年，从前的生意就是这么一单单做下来的。
总之，他们身上有一种纯真的气质，这种气质让事情变简单了，变清爽了，也节约了成本，减少了消耗。而在现代商业社会，这种气质业已稀缺，甚至绝迹。对比今天复杂的市场和诡秘的人心，不由令人感叹！基于这些感受，我写了那篇《“乡下人”哪儿去了》。
这就是“联系”的方法，这就是靠素材碰撞衍生出的话题，这就是写作的由来。没有联系，即无发现，即难有写作冲动和缘起。而借助联系，你对单个材料的理解也会变得丰富、独特、深刻。
当然，所谓“联系”，既有天然的联系，也有靠个性识别得来的联系。
我有一个自己的说法：什么叫“思想”？就是把一个点与另一个点联系起来。
我的阅读习惯正是这样，由一篇文章引申出另一篇文章，由一本书召唤来另一本书，它们合起来，才构成我的一次完整阅读。不拥有这种整体感，就怅然若失，一片凌乱。我对素材的占有，从来都是一串一串的，它们要么是精神同类项，要么是精神对立面。
再举个例子，我书里有一篇《战俘的荣誉》，它是怎么来的呢？它是靠两段材料的会师，先是一幅老照片：
太平洋战争结束后，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代表胜利方接受日本投降书，仪式在“密苏里”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，在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，麦克阿瑟做了一个惊人安排，他让两位刚从战俘营解救出来的盟军将官站在自己身后，接受全世界的瞩目。
签字过程中，他共用了五支笔，其中三支赠送美国国会、西点军校和将军夫人，剩余两支呢？左右两厢，一人一支。
另一段素材来自史料，“二战”结束后，大量曾被俘的苏联红军官兵，在走出战俘营后却选择了远离祖国，为什么呢？出于自卑和恐惧！因为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的敌意和歧视，政治甄别、审查、处分、关押甚至流放……
同一场胜利，同样的流血牺牲，但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，决定了对“英雄”和战争义务的理解、对生命和人性的态度截然不同。
这样的素材相遇，本身就诞生意义。重要的是，你要努力使之相遇，你要努力成全它们。这就是靠个性识别方能获得的素材之间的联系。
上述的那幅老照片，虽流传日久，但在此文之前，几乎没人去重视和放大这个细节，更未从生命关怀的角度去拓展话题，大家的注意力似乎在别处。
我在央视做新闻节目时讲过一句话：“注意力就是第一价值观！”同一桩事件，同一个新闻现场，你看见了什么，你以怎样的方式看见，决定了你的节目，而这一切，都源于你是怎样的一个记者或摄像师。此语也适用于写作，尤其是思想类表达。
再回到熟悉的语文上，比如大家都爱古诗词，但爱多了就有点凌乱，就面临一个梳理和系统化问题，泛泛的博爱太散光，看不清，爱要有细节，有细节才叫深爱。
对于“泛滥”的东西怎么办？大家做家务都有个经验，怎样处理家里的零碎物品呢？其实每家的杂物种类和数量都差不多，但有的家里堪称一地鸡毛，有的家里则清爽干净，为何？
奥秘即在于对空间的理解和使用，在于家具的结构和功能，聪明的主妇往往会多买一些带格子、带屉盒的收纳箱，或是家具内部有设计，把功能相近的、有关联的东西集中吸收，用起来也方便、高效。
同理，人的脑仓也需要一个个的屉盒或格子，也需要一个个的目录、索引和谱系。电脑为什么强大？“大数据”为什么厉害？就在于它的信息储存、搜索和处理系统。
对于古诗词，大家通常会按作者、时代和群像来分类，比如“竹林七贤”“唐宋八大家”云云。其实，这只是打了一个原始隔断，这种冷冰冰的结构和割据状态，仍没有“热反应”，没有激活效果。
再进一步，可以按照情感类型、命运主题来组合，比如“情爱”“相思”“乡愁”“离别”“羁旅”“边塞”“谪居”等，行不行呢？行，但轮廓仍显粗糙，感受上仍觉困乏。
我们需要找出一些更活跃的“梗”来。大家读诗词有个印象：很多章句是相仿的、酷似的，是气质暗合、彼此滋养的，仿佛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血缘和密码似的。
比如，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”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……你不觉得它们都在传递同一种元素——“寂静”吗？或许还有“孤独”和“寂寥”？
再比如，古人贡献了许多与“登高”有关的章句，有登山、登楼、登塔，有鹳雀楼、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，有王之涣的登高、陈子昂的登高、王维的登高、李白的登高、杜甫的登高……相似的视野带来了相似的心境，或者说，相似的心境驱使人走向相似的视野，人站立的地点变了，精神格局和胸怀就陡然一振，时空感受就变了，人生气象即变了。（拙作《消逝的地平线》一文，即源于这种印象）
其实，像我的那本《古典之殇》，与其说作者贡献了种种思想，不如说作者在推荐一种读法，即诗词之间的一种联系，通过这种联系，我们看到了古代那一个个迷人的美学现场：自然美学、生活美学和精神美学。
而现代社会，由于自然风物的消逝，我们的美学便有了与“现场”失联的危险，这就有了忧患和反思，所以我在书中说了两句结论性的话：
一是“人类的成就正在越来越多地杀死大自然的成就”；二是“或许，人类的最高成就将是：保卫大自然成就的成就”。
“联系”，不仅是一种方法论，也是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。
我做了十几年电视新闻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有一个词是在策划会上天天讲的，就是“联系”。
我对年轻记者和编导说，每一桩新闻，你都要找到它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，你都要找到它的系统和同类项，找到它的孪生兄弟，找到它的“前世今生”，这样，你才能真正亲近它，找到它的发生逻辑。
比如，关注复旦大学的林森浩投毒案，你要想到五年前西安音乐学院的药家鑫，十年前云南大学的马加爵……它们是姊妹篇，他们的人生是同一个。
再比如，因真凶现身而被平反的佘祥林案、聂树斌案、呼格案，它们在十年内陆续成为新闻，命运如出一辙，其背后，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发生原理。
一个社会的人和事，是一个共同体，而每一件事，都有它的坐标。唯有在这样的视野和框架下，你才能看清楚一件事。如此，你在讲述它的时候，才不仅仅是在讲一件事，而是在讲述一个时代。如此，悲剧才有重量，新闻才会释放它的全部能量，我们才会看到那些历史成本有多么高昂，于社会才有足够的启示。
天下表达，无论新闻还是写作，无论“公事”还是“私事”，内在支撑都是一致的。
来源 | 《语文学习》2017年第12期；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语文学习”
作者 | 王开岭（作家/媒体人）
排版 | 阿加